伤病

我是在2023年7月15日的Bay State Games手臂拉伤的。具体受伤的瞬间和方式不清楚（当天回家时没有感觉），只知道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右腋窝后侧隐隐作痛，发力时有刺痛。因为暑假有每周四五天，每天五小时的训练任务，我贴着肌贴拖了三周才去校医务室检查，彻底诊断出整体肩袖拉伤的问题。

其实我知道受伤的原因。我很想要打好这次比赛——因为赢得任意组别的前三名可以去加州参加总决赛，也是因为和教练合作下技术动作经过改良，想要小试牛刀。很明显，我有些过分紧张了；手腕的酸软僵硬让我只能最大程度利用大臂的力量带动击球，这个过程中，肩袖过度使用，又缺乏合理放松，因而出现了问题。这是我唯一一次因为不恰当的技术动作而受伤，而我希望是最后一次。

带伤训练是一件烦人的事情。不仅是因为只有部分训练项目对我开放，更是因为我时刻在期盼能有奇迹发生（第二天是不是就会痊愈无痛？），我的教练也尤其频繁地跟进我的进度，让我觉得我被倾注了过多的期望（而往往这时候会带来失望情绪）。这让我的训练本身也难以平缓地继续：我总是害怕在某个动作上用了不该用的力，让伤情加剧；于是乎许多探索性的机会就这么被白白浪费了。在绝大部分的暑假我都只能打下手球（不能打拉吊杀的任何一种）、练防守，那种不能通过速度和进攻控制全场节奏的感觉实是让人头疼。

伤病最可怕的是在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加压上场。正是因为此，我在八月底圣地亚哥的Dave Freeman Open受了二次伤。我就不该去的——七月初我报名的时候顺带把旅店和机票都订了，我想着行程一确定，改变就难，于是没有取消——其实那时候我的伤只是在静态下看起来无痛了，肌肉强度却没有回到原来水平，于是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我强行想要做一系列大发力的技术动作，一下回到解放前。场边的医务人员是个会针灸的大哥，他帮我第一时间用带电脉搏的干针疗法放松，缓解了许多肌肉紧张，却没有收我医疗费；我感谢他。然而我当时依然晓得，这样的养伤生活又要持续许久，可能比第一个周期更长更让人焦躁。

很高兴能在秋季学期开始时，由校医务室介绍和本地的一个理疗机构合作解决这个问题。此前唯一听说理疗这件事儿的是在台北选手周天成身上：他没有教练，和他随行的是他的理疗师，大家称“奶妈”的便是。在国内，不论大伤小伤主流的康复方式只有静养；我曾经的大腿拉伤就是静养两周好的，这也是此前我得过的最大伤病了。然而，静养只能缓解痛感，却无法帮助运动员拥有同样强度的肌肉；诚实来说，这是国内运动康复体系的缺陷，让许多受伤的运动员的竞技状态下滑甚多。我和理疗师合作了两个半月——若是没有频繁的训练，时长可能更短——无论如何终于通过近乎于健身的方式锻炼了小肌肉群，保证肌肉强度的情况下完成了康复，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根除了痛感。至此，我终于又能重杀了。

Coach Pashupati说得在理，运动伤病和疾病大同小异：它削弱人体本身。当然，它也在尝试削弱人的意志。有好些次我都以为阵痛离我而去了，身体要恢复了；但马上投入训练，开始用手臂之时却发现“它”还在，而训练的强度超出了范围，又让痛感回归了。失望并不令人气馁；但反复给到我希望，再剥夺这样的希望，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是习得性无助。当然，能活过这种无助和考验的终将再生，获得黑曜石般的生命力——心理学称之为“回弹性/复原力（resilience）”的便是。

伤病不是没有回馈我任何东西。至少我学会了如何用手腕控球。我是被逼的；每次我用大臂发力都会被身体提醒“好痛！”，只能最大程度强化手腕力量来代偿，同时开发通过手腕转动得到的不同球路变化。我也学会了战术型思考。Coach Pashupati的训练中本来就带有战术目的；而我在大臂受伤的情况下，快速跑动击球变得困难，我就只能提前思考，把球打到让我下一拍连贯舒适的位置。这是用脑力换体力的做法。我也学会了等待。我想要我这辈子接下来还能打球，也就不求几个月内的成绩如何。以逸待劳成了这几个月的代名词。

本文写于第一次伤发后五个月整。我也不知未来它还会不会再来，但我希望它已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