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

进行纸面图像创作的冲动从还是三岁的小朋友起就有。现在只有物证了——这是记忆所达不到的角落。但是我们家的储藏室里确实还有那么个盒子里面摆着几百张被彩铅、水彩笔和蜡笔涂抹的A3纸。甚至那些绘画工具都还沾着灰尘静静地躺在架子上。

第一个艺术班大概也是这时候开始的。坐落在徐汇顾戴路一条商业街上的两层大平房中。一楼大厅墙上摆满了和我同龄的小朋友的画作；二楼有丙烯、水墨甚至泥塑房。这个艺术班的名字也很有趣——“快乐营”——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会给到孩子童年温暖的地方；而我确实在此建立了艺术——快乐这一条心理上的刺激回路。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能画一会儿画，甚至只是干一些和艺术擦边的事情，就能在静下心来之时体验创作的纯粹快乐。（出国前再去这附近转悠的时候，快乐营已经不在旧址了。和它的联系只有一本同班的小朋友们创作出来的作品的合订本小册子。）

童年的终结也是快乐营的终结。在七岁之时因为搬家，家长找到一家庭教师，先后学了半年国画和半年素描。这先生国画或许是有水平的；但是素描属实没有建树——仅仅是从网上找图，再在纸上拷贝临摹，被高人一点播，就看出来比例之不完备。于是借由辞退。但是这一年之内的经历恰恰让我找到了对于素描的奇特兴趣——从小到大带我的几位老师都说，素描是正常人都不太会喜欢的东西。或许我不正常吧。我在枯燥的几何体、乃至之后的石膏和人像中先是看出了秩序，再是找到了光与影、极亮与极暗的对比。这种冲击力抓住了我——我可能不需要生活中拥有颜色，但是不能没有明暗。将三维的铅芯摩擦成为层层叠叠的二维石墨烯何尝不是一种乐趣。

接下来的两年内在碧云的一家小型艺术中心度过。位于街角非常具有特色的建筑设计，以及先后有两位老师对鄙人的指导，让我真正地在素描上有了基础。非常多的练习——每周三至五张四开纸的排线，抑或是写生几何体、写生布的质感、写生简单的静物组合…… 握笔的姿势…… 很凑巧地在我绘画技术的第一个黄金期扑面而来。唯一的缺陷是“不够大胆”——真正的深色色块总是无法狠狠地把铅笔摁到底，可能也和当时的2B铅笔有关系。中华牌铅笔总是不够给力。还是三菱的4B香。

五年级的时候在同学家长的推荐下认识了艺术生涯的贵人——“老顽童”张定华老师。在张老师办的私人画室中我初步认识了动漫风格、同时再次在素描路上从几何体出发，一路画到石膏像、人像。张老师的画室在底线要求上是宽松的，但是他本人会在一幅作品完成之前，反复地于学生商量什么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如何才能打形更准、明暗更稳。或许是因为我从小就是乖孩子，在面对各种不同的建议时总是倾向于接受并及时修改，因此这类反馈的密度和效果就更好了。正是如此的推敲让我的绘画技术有了质的飞跃——这一定是因为我习得了“反思”的能力。“反思”，是在于仔细观察自己几分钟前落下的一笔一画，和原作/实体哪里重合得好，哪里是有差异的。其实这是对于视觉/眼睛的训练，而不仅是手上技术的练习。虽然我当下已经不再密集地绘画，但是眼睛的锐利从来不会消去：对于一比一、一比二、二比三等等的横纵比例判断，基本几何形的细微差异觉察，仍然和当初一样可靠。

张老师的画室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从小到大的孩子（从六七岁到大学生），也有工作或家庭之余仍然想增进艺术的成年人。作为在画室中从小学到高中呆了七八年的观察者，看着这些人在几年之内的成长，抑或是因为各种原因的相聚或是离去（一般都是学业、家庭、个人抉择的问题），总感觉有点儿惆怅。但是不论这个社群当中的各个个体发生了怎样的事，我却一直明确地知道最终技艺的精进是一个孤独的过程——只能由自己来走完这条路。于是我在22年疫情前从来没有断过画室的课。

其实张老师的画室不仅教会了我素描，也培养了我各方面的艺术修为。每周一次的三小时课中总有一刻两刻钟时间他会劝导我们放下画笔，带着我们在老旧的电视机上欣赏艺术名作，在老式MP3音响上听古典乐，进行围绕一个主题的海报/插画设计创作，抑或是摆上一个小物件或者从同学中挑选一名幸运儿，让我们现场写生。于是不论是视听美学、平面设计、还是速写我就也都粗通一二。在我在画室的最后一年半内我甚至尝试了艺考风格的水粉，体验了模块化世界的不同——为我后来的极简插画风做出了点儿贡献。

我有一种预感张老师一直拿我当半个儿子/孙子看待。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七十出头，就夸我说“长得和他小时候很像”；后来总是在临近结束之时和他太太拿出点儿水果零食塞在我手里当作夜宵；不肯借给其余同学的连环画（比如《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今年6.24还在“英国那些事儿”上面看到了链接，惊奇得跳起来）也包了塑料袋交给我。他还让他也在画室的孙女拿我当榜样。实话说，我欠了他太多东西——不是能用金钱来还的——以他给《悲惨世界》画数百页连环画的实力，明明可以让我仰视，明明可以找个助教，明明可以一个小时数百来块钱的学费，他却只收三小时七十，每天其乐融融地坐在我们画室一角的书桌检查大家送来的画好的画，过一会儿就来看看所有人干得咋样了。当代真的还能再看到这样的老师么？Another Father Zosima, perhaps?

在他画室里的产出和进步都是显著的。我申请季时整理了从小到大所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少说也有十五幅（而我并不是艺术生）。而零零碎碎的练习品少说也是它的三四倍。而对比七年级时候画的第一张大幅人像《西部牛仔》和九年级的《老人》再到十一年级的《自画像》，从笔画的精细度、构图、明暗的对比、形体的准确性上都是一幅胜过一幅的。

是《西部牛仔》这幅画让我最终走到了Pstore平和印象。八年级的时候我在平和主教楼一楼办了一次画展，拿出了我当时或练习品或主要作品当中能撑场的十几幅。过了几天我再去看时，其中的《西部牛仔》不见了；班主任几小时后告诉我，是校长室的某位书记在看到后，决定将其挂到校长室“永久收藏”。于是我认识了校长和书记，以及管Pstore的老师，开始为Pstore、平和咖啡、和平和教育公众号设计产品与海报… 在画室习得的平面设计在这里充分利用，而我和Pstore的关系愈发紧密… 直到高二当上了社长。这是后话。

22年的疫情和接踵而至的申请季让我无法再坚持去画室。但另一方面，疫情开放后不久，画室也不再开放了——可能是因为老师的白内障、师母的过度劳累和疾病，也有可能两位老师都经不起更多的折腾了，想要再体验一下平静。

出国前我想要再去见一见老师；但是两位以身体疲乏婉拒。进入大学生活后也因为课业的繁重而没有再主动联系。

感恩节前夕的某早晨，突然听闻消息：张老师走了。悲恸。

我和我的曾经的纽带又断了一条。

我以为我和绘画就到此为止了，直到我知道我可以来RISD旁边的这所大学——我意识到我还能将这条孤独的路继续走下去（老师会为我开心的）。